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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脑校对vs人脑校对浏览数:105次
一盏台灯,照亮了他的整个书桌;这小小的一张桌子,就是出版业校对人员的舞台。 一杯水,几支笔和数本厚重的字典,就算是已经近视,“校对人”却都是火眼金睛,让错字别字难以“蒙混过关”。 对于现在很多已经工作30年的资深校对而言,质量合格是出版物的一个基本要求。但是,“无错不成书”现象目前还是存在,这已经成为图书质量下滑的根本原因。业界人士呼吁,出版社编校管理不能再流于形式,应该引起广泛关注。 “当年做校对也是的莫大荣誉,凭着一本大词典谈到了女朋友”。 有纸页泛黄的老词典,也有飘着墨香的“最新权威”,书桌上层层叠叠的大部头字典,陪伴了资深校对左钟亮30年。1985年10月,二十出头,意气风发,左钟良走进上海辞书出版社,颇有一些风采。 “第二版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有我的名字,当时我拿给她看,一下子就谈成了。没有这个,朋友都谈不成。” 左钟亮校对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经历,是大家常会回忆的经典岁月。 这个“冷板凳”一坐就是30年,左钟亮身边的同事日益离开。社里也想招一些大学生做校对,但到目前为止就招到了了一个,年龄断层明显。 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居致琪也向记者表示,社里前往大学招聘,编辑岗位就读的都已经是研究生、博士,让他们做校对的话肯定不现实,“上海理工出版印刷学院说好了有实习生可以过来,可直到现在也见到人影。” 4000元工资缺乏吸引力“同学大多去做了文案” 据了解,如今上海市一些主要出版社的校对,相当一部分都是左钟亮的同学,他们都是1985年由市新闻出版局校对班培训出来的。当时的情况和现在很像,校对队伍也是青黄不接,但那个时候的中专生、高中生就可以做。现在,本科生普遍不喜欢这个不起眼、又很落寞的岗位,出版社又担心大专生、高中生无法胜任。 20多岁胡堪硕,绝对是校对人员里“新新人类”。2011年进入辞书出版社,但已经在校对岗位上工作将近5年。胡堪硕坦言,校对的平均月薪只有4000多元,对于如今的本科毕业生来说,确实缺乏吸引力,“同学们也不愿意做校对,大多选择毕业后前往广告公司做文案。” 胡堪硕表示,如果再有大学生过来,他会告诉他们,一定要静下心来,“文字有特别的魅力。那些老法师很有经验,有不少值得学习的地方。校对是出版的最后一道防线,只有提升自己,才可以提升图书的质量。” 即使有了电脑,还要我们的大脑从“校异同”转向“校是非” 由于校对功能特殊,出版机构在招聘、培训校对时,通常是“严阵以待”。据说,当年在考试时,出版社就专挑那些字体很潦草的稿件,或者从传真室要来几篇稿子,交给应试生校稿。应用这类稿件,马上就能断定他们的深浅。 在电脑还没有发明前,铅字排版或者传真稿,可是新科技的象征。但是,这些器材还是相对落后,文章传过后,经常是墨迹一大片,污黑一团,加上负责写稿的人字迹龙飞凤舞,校对这些内容,真是难上加难。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老校对何行亮回忆,当年都是戴着套袖,“一天校下来,手是很黑很黑的。” 何行亮表示,过去校对要进行三校,现在电子技术发展,省去了排版的工序,校对只需要通读一遍就可以,“错别字当然也是重点,读到好文章的时候如果碰到一个错别字,真是如鲠在喉。” 他觉得,现在的校对人员,主要任务已经从“校异同”向“校是非”转变,“对于我们文艺类的书籍来说,错别字是不是真的要改,也要看作者的心情。有些作者甚至认为,我就是要特立独行,就是要用这个字。” 左钟亮认为,电脑带来了便捷,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,他飞快写下几个大字举例,“现在电脑功能强大,有些字即使打不出来,打字员也能给造出来。”比如,毋、每、母、贯这样的字非常像,如若只是通读的话,很可能就会漏掉。 责任心是第一位的需培养高水平校对人员 目前,一些出版部门不重视校对工作,认为“无错不成书,无误不为报”,书报刊物上的错落随处可见,特别是电脑打字更易出现选错字的情况。左钟亮表示,这个现象非常值得警醒,“你们看看一些所谓的大家,出版的文章里有多少错别字?这样的情况,以前简直无法想象。像沈从文等名家都是非常严谨、要面子的。” 左钟亮说,严格来讲,校对的知识面比编辑还要广,干好这份工作,不仅要求校对人员具有相当高的知识基础和文字水准,更要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。他认为,对编校质量的管理不能流于形式,“为了提高出版物的质量,必须不断培养高水平的专业校对人员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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