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脑校对vs人脑校对

一盏台灯，照亮了他的整个书桌；这小小的一张桌子，就是出版业校对人员的舞台。

　　一杯水，几支笔和数本厚重的字典，就算是已经近视，“校对人”却都是火眼金睛，让错字别字难以“蒙混过关”。

　　对于现在很多已经工作30年的资深校对而言，质量合格是出版物的一个基本要求。但是，“无错不成书”现象目前还是存在，这已经成为图书质量下滑的根本原因。业界人士呼吁，出版社编校管理不能再流于形式，应该引起广泛关注。

　　“当年做校对也是的莫大荣誉，凭着一本大词典谈到了女朋友”。

　　有纸页泛黄的老词典，也有飘着墨香的“最新权威”，书桌上层层叠叠的大部头字典，陪伴了资深校对左钟亮30年。1985年10月，二十出头，意气风发，左钟良走进上海辞书出版社，颇有一些风采。

　　“第二版的《现代汉语词典》有我的名字，当时我拿给她看，一下子就谈成了。没有这个，朋友都谈不成。”

　　左钟亮校对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经历，是大家常会回忆的经典岁月。

　　这个“冷板凳”一坐就是30年，左钟亮身边的同事日益离开。社里也想招一些大学生做校对，但到目前为止就招到了了一个，年龄断层明显。

　　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居致琪也向记者表示，社里前往大学招聘，编辑岗位就读的都已经是研究生、博士，让他们做校对的话肯定不现实，“上海理工出版印刷学院说好了有实习生可以过来，可直到现在也见到人影。”

　　4000元工资缺乏吸引力“同学大多去做了文案”

　　据了解，如今上海市一些主要出版社的校对，相当一部分都是左钟亮的同学，他们都是1985年由市新闻出版局校对班培训出来的。当时的情况和现在很像，校对队伍也是青黄不接，但那个时候的中专生、高中生就可以做。现在，本科生普遍不喜欢这个不起眼、又很落寞的岗位，出版社又担心大专生、高中生无法胜任。

　　20多岁胡堪硕，绝对是校对人员里“新新人类”。2011年进入辞书出版社，但已经在校对岗位上工作将近5年。胡堪硕坦言，校对的平均月薪只有4000多元，对于如今的本科毕业生来说，确实缺乏吸引力，“同学们也不愿意做校对，大多选择毕业后前往广告公司做文案。”

　　胡堪硕表示，如果再有大学生过来，他会告诉他们，一定要静下心来，“文字有特别的魅力。那些老法师很有经验，有不少值得学习的地方。校对是出版的最后一道防线，只有提升自己，才可以提升图书的质量。”

　　即使有了电脑，还要我们的大脑从“校异同”转向“校是非”

　　由于校对功能特殊，出版机构在招聘、培训校对时，通常是“严阵以待”。据说，当年在考试时，出版社就专挑那些字体很潦草的稿件，或者从传真室要来几篇稿子，交给应试生校稿。应用这类稿件，马上就能断定他们的深浅。

　　在电脑还没有发明前，铅字排版或者传真稿，可是新科技的象征。但是，这些器材还是相对落后，文章传过后，经常是墨迹一大片，污黑一团，加上负责写稿的人字迹龙飞凤舞，校对这些内容，真是难上加难。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老校对何行亮回忆，当年都是戴着套袖，“一天校下来，手是很黑很黑的。”

　　何行亮表示，过去校对要进行三校，现在电子技术发展，省去了排版的工序，校对只需要通读一遍就可以，“错别字当然也是重点，读到好文章的时候如果碰到一个错别字，真是如鲠在喉。”

　　他觉得，现在的校对人员，主要任务已经从“校异同”向“校是非”转变，“对于我们文艺类的书籍来说，错别字是不是真的要改，也要看作者的心情。有些作者甚至认为，我就是要特立独行，就是要用这个字。”

　　左钟亮认为，电脑带来了便捷，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，他飞快写下几个大字举例，“现在电脑功能强大，有些字即使打不出来，打字员也能给造出来。”比如，毋、每、母、贯这样的字非常像，如若只是通读的话，很可能就会漏掉。

　　责任心是第一位的需培养高水平校对人员

　　目前，一些出版部门不重视校对工作，认为“无错不成书，无误不为报”，书报刊物上的错落随处可见，特别是电脑打字更易出现选错字的情况。左钟亮表示，这个现象非常值得警醒，“你们看看一些所谓的大家，出版的文章里有多少错别字？这样的情况，以前简直无法想象。像沈从文等名家都是非常严谨、要面子的。”

　　左钟亮说，严格来讲，校对的知识面比编辑还要广，干好这份工作，不仅要求校对人员具有相当高的知识基础和文字水准，更要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高度的责任感。他认为，对编校质量的管理不能流于形式，“为了提高出版物的质量，必须不断培养高水平的专业校对人员。”